一路前行不枉時光

人生真如白駒過隙，轉眼間，我已 89 歲了。我自幼因家庭關係，早已與汽車結下不解之緣，後來更在因緣際會之下，發明了現代電動汽車。我一生都離不開科學，因為我相信，科學可以令人類活得更美好。懷着這個信念，我在科學探求的路上一直孳孳不倦，努力奮鬥。

我15歲考上了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因為種種原因，與它失之交臂。差不多50 年後，竟有幸獲選為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Churchill College)院士， 回首前塵往事，一切都仿如昨天。

本文由我年幼的見聞開始談起，再談到與劍橋大學的邂逅和返回中國內地讀書生活的點滴，之後將述及我在香港的奮鬥史和與劍橋大學如何再續前緣，以及我對劍橋大學科學發展的一些反思和感悟。

我衷心希望，透過這篇小文，能令讀者在科研路上得到啟發!

國際化的成長氛圍

1937 年 1 月，我生於印尼中爪哇省馬吉朗市的北部近郊區。那是一個與三寶瓏距離很近的地方。顧名思義，「三寶瓏」與下西洋的三保太監鄭和(1371-1433)有所淵源。三寶瓏舊稱伯爾高達，本來一片荒蕪，據說後來因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由此登上爪哇，且前後六次到訪，當地人為了紀念鄭和的豐功偉績，便將此地易名為三寶瓏。

我所住的地方，有始創於 1945 年的著名軍校印尼國家軍事學院(Indonesian Military  Academy)，也有外國僑民小區，因此我從小就受到多國文化和語言的薰陶。我小時候家境較好，父親經營出租車和公交車的公司，他希望我能學好外語，與外國人好好打交道。他為我聘請的英文家庭教師是德國人。

我就讀的小學是荷華學校——當時印尼是荷蘭的殖民地，荷華學校就是用荷蘭語教學的華人學校。有趣的是，我的中文老師竟然是荷蘭人。他是荷蘭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漢學系的畢業生。萊頓大學以東方研究聞名於世。

我考上了劍橋大學

作為一個生於赤道南國的華僑子弟，我是如何知道萬里之外的劍橋的呢?在這方面， 我的德國老師和荷蘭老師給我啟蒙的機會。 他們經常給我講劍橋 (Cambridge)和劍橋大學的故事，所以我從小就很嚮往那個古城，渴望到那裏去看看那些老舊而宏偉的建築物。

1952年，我在雅加達考上了劍橋大學的入學考試。就是今天，考進劍橋大學唸書也不容易，70 多年前就更難了。在南洋，能夠負笈劍橋的學子多來自馬來亞或海峽殖民地，例如生於檳榔嶼的世界鼠疫權威伍連德(1879-1960)、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1923-2015)便是顯例。來自印尼的相對較少，所以我感到很鼓舞。

可是當時印尼已經獨立，中國與印尼也已於 1950 年建交。中國政府委派了王任叔(1901-1972)為駐印尼大使。王任叔是著名文人，筆名「巴人」，後來撰寫了《印度尼西亞古代史》 厚厚兩巨冊。

那時我已經進入愛國華僑學校就讀——先是在萬隆南化學校(「南化」是南僑文化學會的簡稱，學校紀念冊封面有王任叔的題字)，後來在雅加達巴城中學(簡稱「巴中」)。在南化學校讀書時對幾何學極感興趣，成績更是全級之冠，也許預示着日後將會走上工程一途。在愛國華僑學校老師的薰陶下，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大典的新聞片上聽到毛澤東(1893-1976)主席非常洪亮的聲音說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時，那種激動人心的號召，打動了當時仍是少年的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決定放棄到劍橋就讀的念頭。

想不到，日後竟有與劍橋大學再續前緣的機會。命運真是奇妙!

印尼巴中高中時期的陳清泉，攝於 1953 年。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受感召毅然回祖國

恰好不久印尼政府頒佈新法例，不允許外國僑民經營公共交通行業，必須另聘印尼人擔任總經理。我父親聘請的印尼人總經理因經營不善，導致公司破產，家中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再無餘力供我到英國留學。於是我毅然決定於1953 年 6 月離開印尼，回到中國，且考入北京礦業學院礦山機電系。1957 年畢業後，我被保送到清華大學電機系進修研究生課程兩年，為在礦業學院開設新課程做好準備。這段學習經歷，為我後來在技術革命中成功研發礦山提升機自動化所急需的低頻發電機、礦山幹式變壓器和早期的直線電機，打下了深厚的科學和工程基礎。1971 年至1976 年期間，我在滬工作，擔任上海先鋒電機廠技術組組長，將我所學貢獻社會。

新的機遇新的理程

1976 年，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來到了香港，口袋僅有 50 元。香港是個百物騰貴的地方，50 元很快便會燃燒淨盡。初來甫到，語言未通，人生路不熟，前程未可知，那種徬徨，至今仍難忘記。那時住在觀塘，天天努力發求職信，晚上則爭取時間，到中環的大會堂圖書館閱書看報，充實自己，還參加了香港清華同學 會，藉此加深對香港的社會情況的了解。我深深相信總有出路的，更常以清華大學校訓「厚德載物，自強不息」自勉。輾轉之下，我到了香港電燈公司任研究工程師。未幾，香港理工學院招考教員，我投函應徵。在香港電燈公司工作得不錯，與上司相處亦甚相得，所以對於去留，頗有掙扎。幸上司是一明白人，認為於我前程而言， 赴理工教席比留在港燈好，且我前此已在中國內地任教，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作為上司，他希望我留下; 作為朋友，他支持我離開。1976 年至 1981 年我在香港理工學院任教，先後出任講師和高級講師。業餘時間我也參與科普推廣工作，曾任市政局科學普及講師。

那時我既是老師也是學生，因為我也報讀了香港大學博士課程。我要感謝時任香港大學電機工程系系主任梁維新教授錄取我為他的博士生。他以研究馬達與風機等而聞名。1982 年，我以論文 “Axial-field Electrical Machines with Yokeless Armature  Core”獲博士學位，並在 1981 年起任港大電機電子工程學系講師，1986 年 升任同系高級講師，1990 年升為教授。於我個人而言，1992 年到 1994 年是豐收的三年，先是在 1992 年，獲晉升為香港大學講座教授，之後是在 1993 年，經多年研發，終成功創製 U2001 先進電動汽車，被譽為當時電動汽車的典範之一，然後是 1994  年，承蒙學界對本人電動汽車研究的厚愛和青睞，獲授日本本田講座教授席 (Honda Chair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1994 年至 2000 年，我出任電機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1997 年獲選為中國工程院在香港的首位院士。令我感到十分榮幸的是， 我被主流媒體譽為亞洲電動汽車之父」、亞洲最佳創新者」。

從香港大學退休後，我獲得榮譽教授銜。目前我仍在香港大學義務指導博士生。

與劍橋再續未了緣

1996 年，我當選為香港工程師學會副會長。當時的學會秘書長 John Boyd 恰 好是劍橋大學畢業生。在和他閒談中，我和他說我和劍橋也有前緣，那就是1952 年通過了劍橋入學考試但遺憾未能赴學一事。

後來這個John Boyd 與另一位同是劍橋人的Sir John Boyd(1936-2019) 談起此 事。而這位John Boyd 爵士，正是時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長。

Sir John Boyd 爵士來自劍橋世家，其父James Dixon Boyd(1909-1968)是劍橋大學解剖學教授。他自己則是傑出的外交家，出身自克萊爾學院(Clare College)， 本來讀醫，後轉攻外國語言。之後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學習漢語。1992 年至 1996 年曾任英國駐日大使，1996 年至 2006 年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長，任內致力促進國際學術交流。2002 年至 2006 年間曾擔任大英博物館董事會主席。退休後繼續擔任名譽職務。他精通中文、深諳中國文化和中國事務，曾擔任英國駐華大使館首席文化參贊、港督政治顧問。據說他本來被選定為最後一任港督，後因其他原因改任為駐日大使。2026 年 4 月，丘吉爾學院為紀念 Sir John Boyd  對學院的貢獻， 在學院廣植櫻花樹。

當 Sir John Boyd 得知我 1952 年在雅加達就已通過劍橋入學考試後，也知道我在科研上有若干開創性的發見，便熱情地邀請我到丘吉爾學院訪問。他在辦公室接見我，暢談如何促進國際科技文化交流，並承諾推薦我作學院院士。經學院院士大會通過，我於 2001 年正式成為丘吉爾學院院士——在此之前，我曾幾次到劍橋 大學工程系電機工程組講學，但自此以後，我便成為丘吉爾學院的正式成員了。

劍橋大學工作證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在此，我和大家說說丘吉爾學院的故事吧。丘吉爾學院是以英國戰時首相溫斯頓.丘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命名的。丘吉爾身型魁梧，性格果斷，晚年口述而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 ，榮獲 1953  年諾貝爾文學獎。丘吉爾學院的創立，與他的自身經歷有關。

1949 年，丘吉爾訪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啟發了他決心在英國成立一所英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念頭。1955 年開始籌組， 成立目標是要訓練科學家，以及鼓勵大學與工業合作。1958 年，學院正式成立， 是劍橋大學 31 間學院中較新的一間，院訓是“Forward”，即前進之意。創立伊始， 丘吉爾期望學院七成學生修讀自然科學、數學、工程，以及三分一學生是研究生。我的研究專業，正與學院重點學科契合，因此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丘吉爾學院不是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學院，但它是第一所決定從全男子學院轉為男女混合招生的學院。學院於1972 年招收了第一批女本科生，成為劍橋大學最早打破只收男生傳統的學院之一。劍橋大學最早的專門女子學院分別是 1869 年創立的格頓學院(Girton  College)和 1871 年創立的紐納姆學院(Newnham College)，它們在丘吉爾學院成立前便已有女學生。

丘吉爾學院的這一決定在當時極具歷史意義，大大推動了劍橋大學的性別平等。

劍橋大學究竟在哪

如果您初到劍橋大學，您一定會問，哪裏是劍橋大學?然後當地居民或學生 便會隨意指着那些老舊白色和紅磚的建築物說，那就是劍橋大學的校舍了。所以劍橋大學不是幾幢高樓，而是散佈在劍橋城裏的零散建築。您看到的是一間間學院， 一間間教學樓，與商店和民居雜處。

劍橋大學是一個獨特的聯邦制大學：其本部(即大學中央)與 31 所學院之 間並非傳統的上下級隸屬關係，而是一種分工明確、互為補充的合作夥伴關係。劍橋大學行學院制(Collegiate System)，而許多這些學院都歷史悠久，充滿中世紀的味道，散落在劍橋這個城的大街小巷。彼得學院(Peterhouse  College)始創於 1284 年，是劍橋大學最古老的書院，前任港督衛奕信(David Clive Wilson, Baron Wilson of  Tillyorn)曾任院長。沿着大街特蘭平頓街(Trumpington Street)走，那便是聖凱薩琳學院(St Catharine’s  College)、 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評議會大樓(Senate House)，以及中國科技史權威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曾任院長的岡維爾凱斯學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說到國王學院，大家印象一定很深刻，那是和徐志摩(1896-1931)名字緊扣在一起的，年復年月復月，許多中國遊客也要到這學院朝聖一下，遙想大詩人創作〈再別康橋〉的流風餘蘊。

丘吉爾學院高桌晚餐( High Table Dinner )後的酒歇，右四為 Sir John Boyd、右二為陳清泉，攝於 2001年。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站在科學巨人肩上

劍橋大學是全球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之一，已有逾 800 年的歷史了。它有自己獨特的學制、獨特的學風、獨特的傳統。劍橋的各所學院是相當有趣的組織，它對其成員有一種全面的佔有感」：它為師生提供了滿滿的歸屬感。劍橋大學的基督教氣息濃厚，各學院土均有自己的小教堂(Chapel)。

劍橋大學出了許多科學巨人。艾薩克.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提出萬有引力理論，是力學和物理學的劃時代創見。生於富家的查爾斯.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發表《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提倡「進化論 」， 對世界有震撼性的影響。詹姆士·克拉克·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是世界頂尖物理學家，是電磁理論奠基人，同時更創辦了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  。出身國王學院的圖靈(Alan Turing, 1912-1954)是曠世奇才，被譽為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之父。只要您走在劍橋的大街小巷，您自會感受到那種人傑地靈的氣質。許多學術大師都曾在此留下身影。

毋庸否認的是，大學的建築看上去很古老，好像與最新科技格格不入。作為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我也很想了解一下劍橋科研的硬件。我慕名參觀過曾孕育30 位成員獲獎、有諾貝爾獎的搖籃」稱號的卡文迪許實驗室。這些獲獎者都在物理學、DNA 結構發現等領域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對後世影響深遠，其中包括其子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的約瑟夫.湯姆森(Sir Joseph John Thomson, 1856-1940) 、被譽為原子核物理學之父」的歐内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 、發現中子的詹姆斯.查兌克(Sir James  Chadwick, 1891-1974)等。

論科學器材的先進程度，劍橋大學的科研設備與美國頂級名校如麻省理工學院等有明顯距離，談不上是最尖端，那麼，為甚麼劍橋大學能夠培養出這麼多頂流科學家?

我眼中的劍橋之道

劍橋大學所收的學生是精英中的精英(Cream of the Cream)，這是眾所周知的。然而，我認為劍橋大學之所以能夠培育一眾有創造性貢獻的科學家，是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那便是 800 年的學術沉澱與積累。1209 年，一批從牛津(Oxford)逃離的學者在劍橋建立了大學。到了今天，劍橋大學已有800多年歷史。正如中國人常說「道」、 「器」之學，我們研究工程，「器」當然重要，沒有工具， 沒有儀器，一切科學皆無可談。然而，只有「器」，沒有「道」，也是不行的。這個「道」是甚麼呢?那就是思維模式(Mindset)，您要學會邏輯，您要懂得思辯，您要有個人想法，不然光有器材，卻沒有思想主導，是甚麼也做不出來的。劍橋大學出  了許多通人，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大哲人也是數學家。他在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唸本科時，就是專攻哲學、邏輯學和數學的。羅素將數 學應用到哲學上。另一個就是前述的李約瑟了。他本來是生物化學家，中年之後鑽研中國科學史，獲得了很大的成就，後來更成為了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所以，思維模式很重要，如果有很好的訓練和自己後天努力，在研究上拓展領域自是遊刃有餘。劍橋大學正提供了一個訓練良好思維模式的環境。

劍橋大學的學統 800 年未輟，科學上有許多重大發見，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集科學家與哲學家於一身，被譽為實驗科學的始祖;牛頓第一、第二和第三運動定律，對後世影響深遠; 約瑟夫·湯姆森發現電子，是人類史上發現的第一種基本粒子……站在巨人的肩上，自然能夠站得高，看得遠。劍橋大學在科學技術上未必是最先進，但在科學思想上顯然有着極其深厚的蓄積，可以啟導後學在既有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和探索。在這樣的氛圍下，劍橋大學盛產了許多一流的科學家。

劍橋大學重視科學思想多於科學技術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在 19 世紀或之前， 能夠進入學劍橋大學讀書的，不是貴族子弟，就是富家、學者或神職人員之後人，他們(劍橋早期不收女生)家境優越，地位崇高，不愁衣食，能夠全心追求學問，組 織各有特色的學術小群體和小團體。好的方面，他們可以潛心攻堅學術，因此劍橋的學理研究，出類拔萃; 壞的方面，他們自困在象牙塔，重理論而輕實務，瞧不起工商活動，以為學術討論大於一切。

我現在以工業革命為例說明。18 世紀至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令英國從傳統 的農業社會轉型為世界工業巨頭，生產方式由手工轉為機器。蒸汽機的發明，成為了工業革命的核心動力，令紡織業和交通運輸急速發展。劍橋大學在理論層面，對工業革命是有貢獻的，最簡單的例子是，若果沒有牛頓第一、第二運動定律，工業革命根本走不下去，然而在實際層面，劍橋大學的一眾知識分子們的投入卻是相當 有限。他們有一個根深柢固的觀念，覺得應該由學者或公僕而非商人管治英國。這些劍橋精英，多出身自富裕士紳階層，接受經典(至今劍橋大學仍有 Faculty of  Classics)教育，精通拉丁文，喜歡鑽研高深科學理論，但對科學技術和工業技藝往往不屑一顧，如要他們到工廠去，基本上不可能。儘管工業革命進行得沸沸揚揚， 劍橋大學仍像是局外人，與之基本上沾不上邊。

自從卡文迪許實驗室在 1874 年成立之後，這種抽離感開始慢慢得到改善，劍橋大學一眾精英承繼了劍橋的龐大的科學思想遺產，推陳出新，一點一滴地為現代科學奠下的基礎。天道酬勤，在此漫長的過程中，這一實驗室培養出 30 位諾貝爾獎得主。

第二，就是能夠與時並進。劍橋市的歷史遺產體現在遍佈城市的中世紀建築 與劍河(River Cam)上的古老橋樑，以及至今仍保留着從中世紀延續下來的學術制度  和儀式。時代的動力則體現在依托大學科研實力，催生了歐洲最成功的科技集群—— 「硅沼」(Silicon Fen)，以及年營業額逾500 億英鎊的劍橋科技園(Cambridge Science Park)，在 DNA 測序、量子計算等領域持續推動技術迭代。劍橋大學雖是老牌大學，卻非世界上最老的大學。我曾到過世上最古老的大學——創於 1088 年、位於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學(Università di Bologna)，亦曾走訪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ty of Coimbra)內頂部金碧輝煌的喬安娜圖書館(Biblioteca Joanina)。劍橋的古舊建築看上去簡樸多矣，但在篤實的外表下，懷着一顆創新求變的靈魂。每年都有許多學子，慕名而來到這些古老的學院，追求嶄新的學問。

第三，就是濃厚的人文精神，以人為本。劍橋大學人才輩出，除了培養了許多著名科學家，同時也孕育了許多頂級文學家，而文學正是人的精神的真實反映，例如創作偉大史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 1674)、浪漫詩人喬治.拜倫(George  Byron, 1788-1824)、「冠冠詩人」佛烈烈·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等。劍橋大學的科學氣息與人文學風同時並存。回 憶我在丘吉爾學院的親身經歷，就令我明白劍橋大學如何重視「人」的精神。正如前述，劍橋大學是行學院制的。每位丘吉爾學院的學生都有 Tutor 或 Mentor(都是 導師之意)，學生遇有學業、生活和感情等問題時，可以約見導師，導師會在24 小時內和同學聯繫，提供情緒支援、協助和指導。劍橋大學開學典禮場面隆重、壯觀， 大家懷着無限的希冀和憧憬。然而日子久了，有的學生遇到學習困難，有的學生患了思鄉病，有的學生為感情苦惱，愁緒無法排遣，他們可以及時打電話或和導師見面，獲得安慰和激勵。有的同學臨近畢業，遇到瓶頸，面試遇到滑鐵盧，也會向導師請教求職良方、如何寫好求職信和簡歷，以及請導師撰寫推薦信。在丘吉爾學院期間，我也曾充當幾回導師，對劍橋的學生有了較深入的了解。

在此我歸納一下，大學本部側重「教學」，學院側重「育人」;大學本部側重於「言教」，學院側重於「身教」。我深深覺得，在學問傳承方面，劍橋的導師制也是十分重要的，用英文來說，就是 Instrumental。很多時學生可與導師單對單討論學術問題，導師重在啟發，引導學生尋找答案，而不是提供答案，這是我所親見的。在與導師討論(有時更似是激辯)的過程中，學生努力思考問題，努力閱讀材料，努力組織論據，這些過程令學生學會了如何拆解問題。我常覺得，講授學術還是面對面好的，Zoom 縱然方便，但在身教言傳方面，總是欠了一些。缺少了甚麼呢，那就是人」的精神。科技雖然帶來無限便利，要是沒有人文精神的加持，也是不行的。我們要明白一點，科技是要以人為本，要令人類生活得更美好，這才是科學家的終極關懷。

劍橋的科學精神是偉大的，再配合劍橋由來已久的濃厚人文傳統，兩者相輔 相成，為科學締造了良好的孕育條件。我自己便是個受惠者。在去劍橋之前，我只看重技術，就是停留在「器」的層面; 去了劍橋之後，我看到自己本來理論的不足，開始思考「道」的層面，且嘗試將「道」和「器」合二為一。可以說，以後我的「四網四流」和「人車路雲」等學說是受到我在劍橋的經歷所啟發的。要說是發端於劍橋，似乎也非誇張之語。

推進國際科技交流

2001 年，我作為丘吉爾學院院士，住在學院裏，除了完成學院交付我的任務之外，還在劍橋大學工學院電機工程組講學。各同學多為一時俊彥，我深感教學相長之益。推進國際科技交流，我一直念茲在茲，我之所以頻繁與劍橋大學、麻省 理工學院、哈烈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進行 交流，就是這個原因。

與時任劍橋大學校長 Alec Broers 爵士 (右四)會晤，在其辦公室內。右五為時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左一為 Sir John Boyd  、右二為陳清泉，攝於 2001 年。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我心中的這團火，推源溯始，其實早在2001年住在丘吉爾學院期間就被點燃了。當時我正策劃在上海浦東籌建立國際高等研究院，終於在 2002 年 9 月 19 日至 24 日舉行成立儀式並舉辦首屆論壇，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周禹鵬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在籌備過程中，很榮幸得到時任上海市長徐匡迪院士和時任劍橋大學校長 Alec Broers  爵士的大力支持。我邀請了劍橋大學的六位頂級院士教授到上海浦東國際高等研究院作科技前沿主旨演講，接着又到上海交通大學向上海高校的學生代表作科普演講。他們分別是：

1、Gabriel Horn(1927-2012)爵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政府政策項目主任，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和悉尼蘇塞克斯學院(Sidney  Sussex College)院長，神經科學專家。

2、Sir Tom Blundell，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英國醫學院院士， 醫學專家。

3、Andy Hopper 教授，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訊息工程專家，八家高科技公司的 創辦人。

4、Alan Windle 教授，材料與冶金專家，時任劍橋-MIT 研究院執行主任。

5、Alan Hughes 教授，英國經濟及社會科學研究委員商務研究中心主任，企業管理專家。

6、Peter Guthrie 教授，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可持續發展專家。

時任劍橋大學校長 Alec Broers 爵士的回覆函，當中表達了對國際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亦同意加入其管理委員會。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上海浦東國際高等研究院成立論壇(2002 年)小冊子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上海浦東國際高等研究院成立論壇(2002 年)小冊子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順帶一提的是，這和我在2017年創辦國際院士科創中心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要明確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構建科技發明產業化的生態鏈。我自覺很高興的是，在主持中國科協 2023 年 11 月 23 日至 25 日於深圳主辦的第五屆世界科技與發展論壇主論壇時，我利用五種語言向全世界的科學家呼籲加強交流和團結。我始終覺得，科學無分國界，秘技無庸自珍，透過東西交流，才可令科學日進無疆。

在丘吉爾學院 2001 年底為我舉辦的歡送午餐會上，院長Sir John Boyd 在幽默的致辭中說： 陳清泉院士不僅是國際上傑出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教育家，更是傑出的外交家——竟能在短時間內動員劍橋大學六位不同學科組合的頂級院士教授，赴上海成立國際高等研究院。此舉必將對新世紀國際科技合作與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陳清泉(右五)和 Sir John Boyd(右一)、Sir Gabriel Horn 教授(左三)及劍橋一眾著名教授在丘吉爾學院 聚會時合影，攝於  2001 年。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2001 年還有一事值得一記。為推動中國和英國之間的交流合作，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與時任英國首相貝理雅 (Tony Blair) 有個協議，每年在倫敦和北京輪流舉行部長級的中英論壇。在 2001 年 10 月剛好輪席在倫敦舉行，朱鎔基總理派時任國務委員、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帶領中國代表團赴倫敦出席第三屆中英論壇。宋健院長指定我陪同與會，和英國代表團在科技和經濟兩方面的合作深入交流，並在倫敦國會大廈宴會廳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晚宴。

在第三屆中英論壇上陳清泉左與英國專家 Fred Eastham 合影，攝於 2001 年。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在倫敦舉行的中英部長級高層次論壇部分參會代表，第一排右三為陳清泉、左三為時任中國科技部長徐冠華，攝於2001 年。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此後與劍橋大學仍續有聯繫。2006 年，我再次到劍橋大學工學院講學，當時的電機工程組主任是 Gehan Amaratunga 教授。他是在我之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和丘吉爾學院院士的，我和他經常交流有關電力電子領域發展的資訊。

我幾次到劍橋，都收到劍橋中國同學會的邀請，和同學們演講交流。其中有兩位同學至今仍有聯繫。他們分別是汪之涵博士和聶贊相博士。汪之涵博士是深圳基本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該公司是第三代功率半導體的領軍企業。聶贊相博士是大灣區新源柔性科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他們開發的柔性電池現在已是行業前列，Gehan Amaratunga 教授則是公司的董事。

2023 年 10 月，那時剛上任理大電機及電子工程學系電動汽車與智慧能源傑出講座教授一職未久，我又應劍橋大學工學院傑出青年教授龍騰之邀到劍橋講學，發表了題為“Cultivate Scientific Spirit & Engineering Philosophy: Energy  Revolution and Mobility Revolution” 的主題演講。龍騰教授在開場白中謙虛地說，他在讀大學時就崇拜我，稱我為亞洲電動汽車之父」，還認真研讀過我的代表性論文。我感到十分榮幸。巧合的是，演講的場地位於約瑟夫.湯姆森大街(JJ Thomson Avenue) 。這條大街正是為了紀念前述的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湯姆森。

主題演講留影，攝於 2023 年 10 月 13 日。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在數學橋(Mathematical Bridge) 留影，攝於 2023 年 10 月。

資料來源：陳清泉提供

驀然回首，我在劍橋大學的經歷，實在使我獲益良多，深受啟發。我由此而 建立起創新思維，即我常常提到的“mindset”。正因我日夕提倡這種思維，與當下發展息息相關，引起了社會普遍關注和認同，令我廣為大眾所熟悉。很榮幸先後獲頒 2022 年感動香江人物暨感動中國人物、2024  年香港特區政府金紫荊星章、2025 年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等。我滿懷感恩之心，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給理大的一些寄語

我生於 1937 年，而理大的前身官立高級工業學院(Government Trade School)  亦在同年創立，所以我也是理大的同齡人了。在此，我想以劍橋大學的拉丁文校訓 “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作結。如以中文直譯，就是此地乃啟蒙與智慧之源」。 劍橋大學人才輩出，校友在科學上有許多重要發見，在文學上留下許多千古傳頌的 名篇。我觀察到理大在全球大學 QS  排名持續攀升，勢頭非常良好，感到十分欣慰。我們當效法劍橋校訓的精神，在研究上再進一步，向着更高的排名邁進，以成為別具特色的東方劍橋為目標!我亦期盼廣大青年學者能在理大受到啟蒙，未來以一己所學，為中國、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